显性地方政府债务测算

为了方便统计和测算，以官方所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券余额来测度地方政府显性债务。截至到二零二零年末，我国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约为25.5万亿，相比于二零一五年的4.8万亿净增加了近20万亿。

其中，一般债券余额由二零一五年的3.9万亿增加到了二零二零年的12.6万亿，净增加8.7万亿;专项债券券余额由二零一五年的0.97万亿增加到了二零二零年的12.9万亿，净增加11.3万亿。另外，显性地方政府债务的还本付息额正逐年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地方政府所面对的偿债压力和信用风险正逐步增加。

隐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测算

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模的测算，主流的测算方法有以下三类：第一类，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为切入点，分析地方政府投资资金的收支缺口，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的部分则与地方政府新增的债务融资相对应，并以此方法来估算显隐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且易于操作，但是忽略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行为与金融经济体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并且低估了地方政府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进行债务融资以规避监管的内生动力，因此在客观上将会造成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总体上的低估。

第二类，从资产端倒推：依据“资产=资本金+负债”这一基本公式，将地方政府债务视为从资产端扣除资本金后所剩的部分。从资产端倒推地方政府债务的可行性基于两个前提：

①地方政府扩张的所有隐性债务只集中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导致隐性债务估算规模偏低;

②基础设施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地方政府，将民间投资的部分也囊括其中，这样导致隐性债务估算规模偏高。因此从资产端倒推出来的债务规模会与真实值发生或高或低的偏离。另外，由于地方政府的融资活动和相关资产的形成从时间维度上讲节奏并不一致。因此，无论是从估计的准确性，还是拟合的同步性上来说，资产端倒推法都无法真实的反映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情况。

第三类，从地方政府扩张债务的资金来源端进行测算：我国地方政府合法的资金来源除了法律规定的发行政府债券外，还包括地方政府组建的融资平台所产生的信贷、信托融资、融资租赁及各种有息负债等。从资金来源端推算，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被低估。

一方面，资金来源这一测算方法主要通过列举的形式从各个举债渠道逐一统计其债务规模，但针对于部分经济单位和个人的借款，并不能逐一列举，存在漏算的风险;另一方面，部分地方国有企业实质上也承担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工作，对于这部分资金来源无法详细测算。

综合来看，采用资金来源法来对我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进行估算，虽然在总量上有可能导致债务规模被低估，但在节奏上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节奏更为吻合。根据测算，截止到二零二零年，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主导隐性地方政府债务规约为57.3万亿，较2010年末的10.7万亿增加了近47万亿;

其中2241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有息负债规模约为43万亿，较2010年末的5.8万亿增加了37.2万亿;比较来看，近年来二者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故而推测二者之间的差额主要体现在部分未发行债券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当中。

回溯来看，虽然二零一四年相关文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途径进行了规范，但从根本上来看，地方政府存在已久的收支矛盾仍未得到缓解，故而地方政府通过相关融资平台进行债务融资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要求依然强烈。

自二零一四年以来，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扩张趋势明显;但监管当局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从各个层面逐步规范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的投融资活动，经测算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占比正逐步下降，截至二零二零年末，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在其负债总额中的比重维持在70%左右。

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组成部分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可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其他债务规模扩张的步伐相对放缓，这说明了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化管理的效果正逐渐凸显。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自二零一四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持续增加、债务规模扩张趋势明显，尤其是以地方政府组建的融资平台为信用载体的隐性负债是其债务总量中的主要组成成分，因此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不合理增加所导致的债务风险大多汇聚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伴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盈利能力弱化、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加大等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也正逐渐显现。主要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能力、盈利能力以及违约风险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进行了定量分析。

分析地方政府组建的融资平台对应的偿债能力可知，截至到二零二零年末，我国地方政府组建的融资平台总资产约为112万亿，加权平均法计算的资产负债率由二零一三年的54.9%上浮至二零二零年的61%，且从二零一七年以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经营杠杆上升幅度变小，但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和逆周期经济政策的影响，二零二零年融资平台的杠杆率水平又有小幅上升，二零一七-二零二零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9.1%、59.3%、59.8%、61%。

从融资平台的债务结构来看，其债务的期限呈现短期化趋势。二零一五年以来，短期债务融资在总负债中的比例有所上升。种种迹象表明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经营质量正在下降，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小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生债务违约的风险整逐渐凸显。分析地方政府组建融资平台的盈利能力可知，从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现金流构成中，可以明显看出融资平台的业务主要集中于投融资活动，经营业务占比较小。

进一步分析可知，二零一五-二零二零年我国地方政府组建的融资平台所产生的投资现金流年均约为4万亿元，而与之对应的年均融资现金流约为5万亿元，历年来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的规模均小于零。

另外，加权平均法计算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收益率正在逐年下滑，营业利润率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明显的收缩趋势，尤其是在受到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后，期资产收益和营业利润更是大幅缩水。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盈利能力下滑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以利息支出为主财务费用增长对其盈利能力构成明显负向作用，财务费用规模正逐年上升，且其同比增长率也在增加。

对地方政府组建的融资平台所产生的违约风险进行分析，其衡量标准是银保监会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现金流覆盖率规定的相关指标。银保监会的划分标准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生的现金流能够覆盖其债务本息和的程度。据此可将地方政府组建的融资平台分为以下几类：全覆盖类、基本覆盖类、半覆盖类、无覆盖类四种。

伴随着现金流覆盖率水平的逐年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正逐渐增加。另外，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无覆盖平台的有息负债占比在近年来稳定在15%左右，但在二零二零年出现了轻微的反弹。

另外置换债务与新增债务有助于进一步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相关文件规定自二零二零年起，地方政府再融资所筹集到的资金不仅可用于偿还已到期政府债券的本金，还可用于存量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再融资债券以及其他“化债”模式的使用，有助于进一步控制隐性债务风险。